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AbelRemisat）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标志，那么我们可以把从《马可波罗游记》前后直到耶稣会入华这一段时间称为“游记汉学”时期。这期间有不少作品在西方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元蒙时期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大航海以后拉达的《记大明的事情》、平托的《平托游记》、皮尔资的《东方志》等。这一时期以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为其发展的顶峰，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作品停留在对中国表面的报导上，尚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故以“游记汉学”给以概括应较为准确。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并在中国腹地肇庆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仙花寺”，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由于入华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的“合儒排佛”，适应中国文化的路线，他们读中国古书、念儒家经典，广交朝野文人，努力以中国的语言和传统去传播基督教，取得了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中国还尚未做为一个实证的、科学的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汉学大体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我这里所说的西方早期汉学主要指“传教士汉学”。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较之“游记汉学”时更为可靠、更为准确，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在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中国来说，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满人入关、明亡清兴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还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天主教的入华。中国传统思想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遇。徐光启的入教、李贽与利玛窦的相见对中国思想文化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震动中国文人的不仅仅是天学、算学、地图、自鸣钟，还有一整套与之伴随而来的宇宙观念、思维方法、宗教信仰。
心学衰而实学兴。乾嘉汉学的大师们重考证、讲版本，开始抛弃空疏的心性之学而向经世之学转化，这里不能不讲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的作用。梁任公认为“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学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胡适认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如顾亭林、阎若璩、戴震都曾先后受启于利玛窦等人的著作。这样，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纳入西方汉学的整体历史发展之中，那么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与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紧紧连在一起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传教士的研究也就是对明清基督教史的研究。利玛窦在一定意义上讲可称为“中国基督教之父”。实际上传教士的这批中文著作和文献构成了明清基督教史的基础。
其实，对中国来说，早期汉学的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学术的梳理与发展上，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前者来说，晚清以降的思想裂变一直是中国学界所关注的焦点。现在看来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化的探寻必须上溯到明清之际，必须将视野扩展到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和徐光启等人的思想，有些学者将这称为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第一页和胚胎”，这是极为精辟的。一旦视野扩展到明清之际，就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思考。
对于后者来说，基督教自明清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1583～1840这二百多年间，无论是传教士们的中文著作，还是教徒们或反基督教的著作都是留给当代中国基督教的重要文化遗产。无视这一批文化遗产，不从这一历史时期吸取智慧来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西方来说，对早期汉学的研究至少有两层意义。从学术而言，1814年以后的专业汉学是在西方早期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我这里所特指的“传教士汉学”。雷慕沙1815年1月16日在法兰西学第一次开汉语课时，用的是马若瑟的《汉语语言札记》的手稿，而德经则一直保持着与宋君荣的联系，并将整理宋君荣的遗稿作为其研究任务，法国19世纪东方学的巨头们则一直关注着传教士汉学名著《中国杂篆》最后一卷的出版。这是说“专业汉学”在其诞生的初期，其学术文献和资料都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发展起来。今天西方汉学已成为西方庞大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一支，我们若要把握好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则非要从西方早期汉学入手不可，因这是其整个学科的根，它的全部基础。
从思想史来看，西方早期汉学已构成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自大航海以来，西方文化在精神侧面一直在发生着变迁，神奇的东方一直是西方文化关注的方向。尤其是经“礼仪之争”之后，中国一下子搅动了整个西方。耶稣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及其它入华各个修会的传教士纷纷著书写文，申辩自己的立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以致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各省份情况的了解甚至比对法国本土还要熟悉。这期间西方早期汉学的文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圣西门说“这场礼仪之争产生了惊人的后果”。
这一“惊人后果”之一，就是一批启蒙思想领袖利用传教士汉学成果，发挥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精神特质如重人伦轻鬼神的自然神论倾向、确实的历史纪年的历史观等，用中国的精神之火来焚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抨击中世纪的神学。在伏尔泰那里，孔子是理性的象征，在莱布尼茨那里，宋明理学是自然理性的佐证。在这些进步思想家手中，中国传统思想经过他们的剥离与解释成为其战斗的武器和旗帜。
“惊人后果”之二，就是引发了持续将近一百年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已不仅仅是在思想家的书斋中孕育，催生出启蒙的思想，而且在大众生活中成为一种时尚：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看中国皮影戏。魁奈甚至把中国的重农思想作为其经济学的主张，鼓动了法王学习中国皇帝春天举行扶犁示耕仪式，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传教士汉学实质上是近代欧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若不从欧洲思想本身的变迁来研究这批文献，就无法评估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若将“传教士汉学”对东西两方的意义放在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得出更为深刻的结论。一般认为世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地中海的文明就是近代文明，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南北美洲和亚洲向欧洲俯首称臣，向其学习的过程。但西方人给予我们的这一套世界图景是否真实？在经济学上美国学者弗兰克对此提出了挑战，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想说明，在哥伦布、达伽玛以前就有一个世界体系，欧洲当时并不是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亚洲，是中国和印度。他以当时白银的全球流动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弗兰克的观点还有待完善，但他的确恢复了一个从19世纪以后近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所忽略的一个事实：1500－1800年间的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当时中国的富强与国力是欧洲无法相比的。以1960年的美元价格做计算，英国1700年人均150－190美元，法国1781－1790人均170－200美元，印度1800年人均160－200美元，日本1750年人均160美元，而中国1800年人均228美元。这些数字是布罗代尔所提供的。他也认为当时欧洲决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强大。其实早在弗兰克以前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展开了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拉克（Lach）。他毕尽一生学术精力所写的煌煌大作《在欧洲形成时期的亚洲》证明：世界一直是一个互动的体系；欧洲在形成近代观念，走向近代社会的历程中并非一枝独秀，欧洲人也并非比亚洲人高明多少。在他看来，世界的近代体系既是一个欧洲影响亚洲的过程，也是一个亚洲影响欧洲的过程。
如果说《白银资本》从经济上证明了这种东西方的互动与亚洲的经济中心地位。那么由耶稣会入华所开启的西方早期汉学则证明，自观念形态上而言，世界近代的思想也并非只属于欧洲，或者说西方早期汉学的存在说明并非只有欧洲的观念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而亚洲、中国的观念与近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沿着这方向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赖以解释世界体系的理论，我们现在所用以说明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观念，我们长期以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都是很成问题的，几乎全部的论点都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这个基点上推演出来的。如何从欧洲的“路灯光影”以外重新评说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大问题。而解开今日世界之迷，打破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
这样，我们看到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都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论题，尤其是对重新理解世界体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国内是由陈垣、张星火良、向达、方豪、朱谦之、阎宗临这些前辈学者所开辟的，虽然早期对这一题目的研究更多是在宗教史和对外关系史的领域中展开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已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近20年来学界涌现出的一批新学者如林金水、陈卫平、顾卫民、孙尚杨、李天纲等都在中国基督教史和明清思想史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若将入华耶稣会士所开辟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件工作做为一个整体来看，很显然我们对其“中学西传”工作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耿升、孟华、徐明龙、韩琦等有了新的成果，但当年朱谦之、阎宗临等先生所开辟的这个学术方向还有待继续努力。
如何将这两个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实证性的研究与整个世界体系的研究融为一体，从而为重新了解中国与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探索新的方向是在“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中的一个总体目标和原则。
而这学科的确立与成熟则应以历史的厘清、文献的梳理与理论框架的确立为基本标点。目前来说最紧迫的是文献的梳理，没有这一项工作，一切则无从谈起。正是着眼于此，笔者近年才与卓新平、谢方等人一起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合作从事《利玛窦全集》的编纂工作；同时与大象出版社合作，组织翻译出版入华传教士的以西方语言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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